寧靜之路

　　社會整體的問題較為複雜，先鎖定在個人或許會比較簡單，其實
社會整體也不外乎是個人與個人命運的交互作用。看了之前的討論，
如果將「命運」分成「命」與「運」，「命」是指人的遭遇當中，已
經註定而無法改變的部分；「運」則是指可以人為改變的部分；看來
問題點是在「人為改變」上。如果所有遭遇都是註定好的，就好像上
帝或神已經畫好了人一生的藍圖，那麼人生活的目的就不是去改變命
運，而是發現並且遵照神的指示來行動，也就是有「命」無「運」。
相反地，如果所有遭遇都不是註定好的，可以人為改變，那就是有「
運」無「命」。但人通常會採取一種折衷的觀點，認為有些是無法改
變的，有些是可以改變的。如人的家庭背景是天生且無法改變的，中

一、「命運」似乎是一種超越於人之上，潛在地引導人做出某些行為
　　，從而獲得某些結果的無形力量。如古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
　　，主角在無意間犯下弒父娶母的罪行，這是主角在事件發生當時
　　也沒有察覺到的。

二、「命運」是否可知？是否可以人為改變？從古至今有無數的算命
　　、占星、卜卦……等，目的都是要通過某種神秘方法，與前述的
　　無形力量溝通，了解這力量會將人帶往哪裡。但了解是一回事，
　　改變又是另一回事。以前述的希臘悲劇來說，即使人了解命運，
　　事先採取許多措施以趨吉避凶，但終究無法改變命運。而算命等

　　茲就森茂的疑問，簡單回應如下：

　　儒家文化確實是在「農業社會、君父體制、知識菁英」的背景下
產生的。至於「科舉制度」是從隋唐開始，但我們不能說儒家文化是
從隋唐以後才有。從形上學的觀點來看，雖然儒家的產生有其具體的
歷史背景，但是儒家所要陳述的真理，比如孔子提倡的「仁」，卻是
超越於特定的時空之上，而永恆不變的。不過依森茂的哲學立場，未
必會承認在歷史之上，有一永恆不變的真理存在。而儒家之外，也仍
然有許多哲學流派，對真理做出不同的詮釋。如果暫且不談形上學，
儒家文化影響的層面，並不只侷限於菁英階級，也不只侷限在信奉儒

各位紅館計畫的朋友們：

　　不謝不謝。我覺得回應的篇幅太短，不能充分表達我的意思。但
是讀了學長的文章之後，我發現有些問題不必爭辯，因為其中並沒有
對錯，只是個人的興趣不同。以下就試著說明「不必爭辯」的數種情
況。

　　第一點是學長說：「為什麼談到這兩種東西就一定要給出價值判
斷呢？能不能先跳脫這種思考？然後去看看這兩種東西在康德哲學裡
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或具有什麼樣的地位呢？」會出現這個疑問

各位紅館計畫的朋友們：

　　昨天收到彥儀學長的回應，首先要承認的是，我對康德學的理解
，確實是透過當代新儒學的詮釋。所以在理解上，可能會有一些偏差
。像彥儀學長這樣的專家參與討論，當然是更好的。其次是我對「敬
畏感」並無完整深入的認識，只在紅館計畫與幾次私下討論，留下一
些印象。因此在我的文章裡，這個部分只是稍微點到，詳細的論述仍
然要參考彥儀學長的論文。如果論文付印，還請學長惠賜一本啊！

　　接下來要進入正題了。我想「透過當代新儒學的詮釋」這個理由

各位紅館計畫的朋友們：

　　智韋的問題都很好而且很重要，現在就根據我的了解，簡單回答
如下：

　　任何道德實踐都必須同時考量兩個因素，一是理想，一是現實；
或說一是心，一是物。這裡的心是指本心或良知，物是指各種現實的
條件。從理論上來說，只要當下任持本心，便可完成道德行為。但從
實踐上來說，本心一定要落實在世界上；在落實的過程中，必須考量
現實的各種情況，才能找出最適當的方式，以完成道德行為。這兩個

　　森茂的問題很好。如果以最高境界來說，確實不能有一點執著。
此正如龍溪以無善無惡的「四無」為化境，而沒有對治相。依照牟宗
三先生的詮釋，這是從作用層上化除對善惡的執著。但在達到最高境
界之前，以工夫對治私欲仍是必要的，故「為善去惡」的四有句亦不
可廢。而工夫的根源即是自覺心，所謂「即工夫即本體」是也。不管
是四有或四無，皆在自覺心涵蓋的範圍之中，而好名則在自覺心涵蓋
的範圍之外。如果我們對「道德行為」採取狹義的解釋，如牟先生的
觀點，那麼好名當然不算是道德行為。但如果我們對「道德行為」採

各位紅館計畫的朋友們：

　　前日參加「賀劉述先教授七十秩慶」研討會，茶敘時聊到宋明理
學期末報告的內容，有一部分是關於「道德與習慣」的討論。應孟芩
之邀，將這篇短文與大家分享。先前《殘障文學報》刊出〈哲學與詩
──文本的對話上〉一文，本來我對這個問題有些興趣，但是因為當
時實在太忙，只寫了幾段心得就擱下。現在也一併附在信後，給大家
參考。

　　朱子的修養工夫是不是習慣，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牟宗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