茲就森茂的疑問，簡單回應如下：
儒家文化確實是在「農業社會、君父體制、知識菁英」的背景下
產生的。至於「科舉制度」是從隋唐開始，但我們不能說儒家文化是
從隋唐以後才有。從形上學的觀點來看，雖然儒家的產生有其具體的
歷史背景，但是儒家所要陳述的真理，比如孔子提倡的「仁」，卻是
超越於特定的時空之上，而永恆不變的。不過依森茂的哲學立場，未
必會承認在歷史之上，有一永恆不變的真理存在。而儒家之外，也仍
然有許多哲學流派，對真理做出不同的詮釋。如果暫且不談形上學，
儒家文化影響的層面，並不只侷限於菁英階級，也不只侷限在信奉儒
家的士人身上。無論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我想身處東亞文明下的每
一個人，或多或少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
記得林師安梧曾經將儒家分成「知識化的儒家」、「政治化的儒
家」、「生活化的儒家」、「民間化的儒家」等，森茂所觀察到的儒
家偏向前兩者，但如果以之含括整個儒家文化，會不會只見一隅而不
見其全呢？舉例來說，現在一般民眾清明節仍有掃墓祭祖的習慣，雖
然一般民眾不見得會自命為儒者，但是這樣的習俗，正暗中反映了儒
家「慎終追遠」的觀念。而記得以前的讀書會討論過，美國家庭的運
作方式，與台灣有很大的差別，如家中小孩做家事，台灣人會認為是
義務幫忙，美國人則會按工計酬。這在某一個意義下，也是儒家文化
的影響。以森茂提到的國高中課本來說，雖然可能只有在上文化基本
教材的時候，才會真正接觸到儒家的典籍，但是在講授課文的時候，
如杜甫的詩、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這些篇章也蘊含了豐富的儒家思想
。所以儒家的影響範圍是很廣泛的。
至於在現代社會之下，提倡儒學是否實際，則要看森茂對「實際
」的定義為何？依我的看法，一套學問實不實際，端視其對現代人有
無幫助而定，亦即傳統所說的「效驗」。以治療學來說，即使森茂不
同意儒家的形上學，但儒家所標舉的真誠惻怛之心，及所發展的身心
修養之學，我想對於現代人仍然會有不少啟發。當然儒家文化的範圍
，也不只限於心性修養，所以以上只是舉例。總之，儒家文化在現代
社會仍然有影響力，這影響力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如果就其
好的一面，而提倡之保存之，又有何不可？由於政治、社會背景的劇
烈轉變，從帝皇專制轉為民主政治，從農業社會轉為工商業社會，儒
家文化勢必要做出大幅度的調整。但這並不表示要將儒家文化對現代
人有幫助的那一部分，也一併加以廢棄；只要符合現代人的需要，仍
可予以保留。即使現代人甚少信奉儒家，但只要儒家對一般人有所助
益，便不必盡廢。不知森茂以為如何？
至於森茂文章後半段提到的幾點，我認為台灣要與西方列強並駕
齊驅，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光是國民所得比起美、日等國就差上一大
截了；重理性、願守法的公民，在比例上也未必能與西方列強比肩。
而第二代新儒家（如唐牟）有不少文章是批評共產黨，所以馬列思想
應也是新儒家形成的背景之一。
森茂的論述，確實點出了新儒家身處現代社會的問題所在。比如
沒有強大的社會基礎，新儒家難以發展。新儒家只侷限在學院內，無
法為其他專業人士所知悉。但是以上幾項都是從新儒家在現實上的病
痛著眼。這裡我想請問森茂的是，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中，有哪一位如
森茂所說，提出一種新的社會理想？就我所知，除了第一代新儒家，
如梁漱溟提倡「鄉村自治」，熊十力詮釋「革命的孔子」之外，以我
們熟悉的唐君毅、牟宗三先生來說，他們幾乎完全肯定民主自由的價
值（至於這些是否由良知開出，則是另一問題）。至少在我的印象中
，從第二代新儒家開始，似乎無人提出民主自由以外的政治社會理想
。既然如此，「新儒家獨佔歷史走向、國家型態」的論斷，又是從何
而起？即使新儒家對歷史走向、國家型態等問題，有所思考並發為言
論，亦不宜輕易以「獨佔」之類的字眼形容。關懷歷史、社會、國家
等現實面，本是一位知識分子的職責。在儒家文化中，士大夫原以天
下國家為己任。個人覺得這樣的傳統，應有保存的價值。只是以往的
知識分子，限於菁英文化薰陶下的一小批人，現代的知識分子，來源
更為多元。所以無論是電機所、法律所、醫學所的學者們，或者新儒
家的學者，我想都可以本著自己的專業素養，對現代社會提出有益的
建議，而互相激盪才是。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轉入「建立理想」的問題。如前所說，新儒
家走不出中文系大門、新儒家缺乏社會基礎等，都是新儒家的現實狀
況。但是新儒家本身仍是一個發展中的學派，面對這些問題，自然也
會謀求解決的方法。比如以社會基礎來說，既然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
商業社會，已是不可逆反的趨勢，則新儒家的理想，也會隨之而轉變
。如林師安梧即提出「由外王至內聖」的思考，主張在公民社會下，
調整傳統儒家的倫理道德。雖然林老師認為自己是後新儒家，但後新
儒家也是新儒家的一個發展。至於新儒家的學說，走不出中文系大門
的問題，則可以歸咎於新儒家學者的實踐動力不足，封閉在自己的小
天地裡。但這是人病而非法病，換句話說，並非新儒家的學說，在本
質上即是封閉的。而新儒家走不出中文系，也可能有另一個原因，那
就是新儒家使用的學術語言過於艱澀，無法為其他科系的學者了解。
而其他科系使用的語言或方法，新儒家學者也未必熟悉。關於這一點
，林師安梧已經嘗試去吸納一些心理學、社會學的成果，融入自己的
哲學中。只不過林師對二門學問的造詣不深，有賴後學繼續努力。總
之，新儒家不是一種靜態的學問，而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變化的學
派；新儒家從未宣稱已經解決一切問題，只是不斷嘗試去解決問題。
森茂的言論若視之為對現象的描述則可，若做為一種論斷，則言之過
早了。
新儒家學者對傳統文化的研究，確實有些地方如森茂所說，「扭
曲了歷史真相」。關於這一點，我們自然不必加以迴護，而要予以批
判。但是「護教的新儒學」之本義，並非如森茂所說，而是指牟宗三
先生之儒學，以康德為對比及融通之主要資源。（見林師安梧《儒學
革命論》第二章）牟先生之研究雖未必完全符合歷史真相，但亦非全
不可取。於此若以「扭曲真相」做為「護教的新儒學」之本質，恐怕
會引起爭議，不為牟先生的門人所接受。
林老師、成中英、劉述先等學者，成就是否超越牟先生？依我觀
之，學術本來就會不斷向前發展，新一代的學者站在前人的基礎上，
自然「後出轉精」，得以繼承前人的優點，並修正前人的錯誤。但是
在思想史上，一位思想家的地位高低，未必是依照他的成就，而是根
據他對後世的影響有多廣泛、多深遠而定。比如依照牟宗三先生的分
判，朱子的哲學造詣遠不如陽明，但是朱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卻未
必不如陽明。同樣地，林老師等人對牟先生的學說雖然做出許多修正
，但他們在歷史上的影響力，還沒有一個定論。而牟先生對學界的影
響之大，卻是有目共睹。所以若要評判林老師等人與牟先生在思想史
上的地位，恐怕尚嫌太早。至於牟先生與林老師等人的創造力誰高，
則要請森茂先對「創造力」一詞做個定義，這個問題才能被討論。
依我所知，新儒家對現代文化的走向，確實有些想法。其實這在
歷史上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無論哪個時代、哪個地方，都會有一些知
識分子，為未來的社會、政治、文化規劃藍圖。有些想法在現代看來
，還會被譏笑為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比如共產主義。而我認為與其去
批判他們的想法，不如嘗試去了解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他們為什麼
會提出這些主張？比如唐君毅先生認為現代應恢復三祭之禮，徐復觀
先生受其感召，在家中設立天地祖先牌位，但卻將牌位上的「天地君
親師」五字，改為「天地聖親師」。這中間所反映的時代精神，便是
一個饒富趣味的問題。總之，我認為「同情的理解」時代對他們的影
響，會比批判他們要來得有意義。如果只是不斷地批判，對學問的成
長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以上就是我對森茂一文的回應，與大家共勉之。
※ 原文見我的網誌 (http://www.wretch.cc/blog/YangWenli)，
森茂對〈泛論治療學〉一文的回應。
儒家文化確實是在「農業社會、君父體制、知識菁英」的背景下
產生的。至於「科舉制度」是從隋唐開始，但我們不能說儒家文化是
從隋唐以後才有。從形上學的觀點來看，雖然儒家的產生有其具體的
歷史背景，但是儒家所要陳述的真理，比如孔子提倡的「仁」，卻是
超越於特定的時空之上，而永恆不變的。不過依森茂的哲學立場，未
必會承認在歷史之上，有一永恆不變的真理存在。而儒家之外，也仍
然有許多哲學流派，對真理做出不同的詮釋。如果暫且不談形上學，
儒家文化影響的層面，並不只侷限於菁英階級，也不只侷限在信奉儒
家的士人身上。無論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我想身處東亞文明下的每
一個人，或多或少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
記得林師安梧曾經將儒家分成「知識化的儒家」、「政治化的儒
家」、「生活化的儒家」、「民間化的儒家」等，森茂所觀察到的儒
家偏向前兩者，但如果以之含括整個儒家文化，會不會只見一隅而不
見其全呢？舉例來說，現在一般民眾清明節仍有掃墓祭祖的習慣，雖
然一般民眾不見得會自命為儒者，但是這樣的習俗，正暗中反映了儒
家「慎終追遠」的觀念。而記得以前的讀書會討論過，美國家庭的運
作方式，與台灣有很大的差別，如家中小孩做家事，台灣人會認為是
義務幫忙，美國人則會按工計酬。這在某一個意義下，也是儒家文化
的影響。以森茂提到的國高中課本來說，雖然可能只有在上文化基本
教材的時候，才會真正接觸到儒家的典籍，但是在講授課文的時候，
如杜甫的詩、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這些篇章也蘊含了豐富的儒家思想
。所以儒家的影響範圍是很廣泛的。
至於在現代社會之下，提倡儒學是否實際，則要看森茂對「實際
」的定義為何？依我的看法，一套學問實不實際，端視其對現代人有
無幫助而定，亦即傳統所說的「效驗」。以治療學來說，即使森茂不
同意儒家的形上學，但儒家所標舉的真誠惻怛之心，及所發展的身心
修養之學，我想對於現代人仍然會有不少啟發。當然儒家文化的範圍
，也不只限於心性修養，所以以上只是舉例。總之，儒家文化在現代
社會仍然有影響力，這影響力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如果就其
好的一面，而提倡之保存之，又有何不可？由於政治、社會背景的劇
烈轉變，從帝皇專制轉為民主政治，從農業社會轉為工商業社會，儒
家文化勢必要做出大幅度的調整。但這並不表示要將儒家文化對現代
人有幫助的那一部分，也一併加以廢棄；只要符合現代人的需要，仍
可予以保留。即使現代人甚少信奉儒家，但只要儒家對一般人有所助
益，便不必盡廢。不知森茂以為如何？
至於森茂文章後半段提到的幾點，我認為台灣要與西方列強並駕
齊驅，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光是國民所得比起美、日等國就差上一大
截了；重理性、願守法的公民，在比例上也未必能與西方列強比肩。
而第二代新儒家（如唐牟）有不少文章是批評共產黨，所以馬列思想
應也是新儒家形成的背景之一。
森茂的論述，確實點出了新儒家身處現代社會的問題所在。比如
沒有強大的社會基礎，新儒家難以發展。新儒家只侷限在學院內，無
法為其他專業人士所知悉。但是以上幾項都是從新儒家在現實上的病
痛著眼。這裡我想請問森茂的是，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中，有哪一位如
森茂所說，提出一種新的社會理想？就我所知，除了第一代新儒家，
如梁漱溟提倡「鄉村自治」，熊十力詮釋「革命的孔子」之外，以我
們熟悉的唐君毅、牟宗三先生來說，他們幾乎完全肯定民主自由的價
值（至於這些是否由良知開出，則是另一問題）。至少在我的印象中
，從第二代新儒家開始，似乎無人提出民主自由以外的政治社會理想
。既然如此，「新儒家獨佔歷史走向、國家型態」的論斷，又是從何
而起？即使新儒家對歷史走向、國家型態等問題，有所思考並發為言
論，亦不宜輕易以「獨佔」之類的字眼形容。關懷歷史、社會、國家
等現實面，本是一位知識分子的職責。在儒家文化中，士大夫原以天
下國家為己任。個人覺得這樣的傳統，應有保存的價值。只是以往的
知識分子，限於菁英文化薰陶下的一小批人，現代的知識分子，來源
更為多元。所以無論是電機所、法律所、醫學所的學者們，或者新儒
家的學者，我想都可以本著自己的專業素養，對現代社會提出有益的
建議，而互相激盪才是。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轉入「建立理想」的問題。如前所說，新儒
家走不出中文系大門、新儒家缺乏社會基礎等，都是新儒家的現實狀
況。但是新儒家本身仍是一個發展中的學派，面對這些問題，自然也
會謀求解決的方法。比如以社會基礎來說，既然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
商業社會，已是不可逆反的趨勢，則新儒家的理想，也會隨之而轉變
。如林師安梧即提出「由外王至內聖」的思考，主張在公民社會下，
調整傳統儒家的倫理道德。雖然林老師認為自己是後新儒家，但後新
儒家也是新儒家的一個發展。至於新儒家的學說，走不出中文系大門
的問題，則可以歸咎於新儒家學者的實踐動力不足，封閉在自己的小
天地裡。但這是人病而非法病，換句話說，並非新儒家的學說，在本
質上即是封閉的。而新儒家走不出中文系，也可能有另一個原因，那
就是新儒家使用的學術語言過於艱澀，無法為其他科系的學者了解。
而其他科系使用的語言或方法，新儒家學者也未必熟悉。關於這一點
，林師安梧已經嘗試去吸納一些心理學、社會學的成果，融入自己的
哲學中。只不過林師對二門學問的造詣不深，有賴後學繼續努力。總
之，新儒家不是一種靜態的學問，而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變化的學
派；新儒家從未宣稱已經解決一切問題，只是不斷嘗試去解決問題。
森茂的言論若視之為對現象的描述則可，若做為一種論斷，則言之過
早了。
新儒家學者對傳統文化的研究，確實有些地方如森茂所說，「扭
曲了歷史真相」。關於這一點，我們自然不必加以迴護，而要予以批
判。但是「護教的新儒學」之本義，並非如森茂所說，而是指牟宗三
先生之儒學，以康德為對比及融通之主要資源。（見林師安梧《儒學
革命論》第二章）牟先生之研究雖未必完全符合歷史真相，但亦非全
不可取。於此若以「扭曲真相」做為「護教的新儒學」之本質，恐怕
會引起爭議，不為牟先生的門人所接受。
林老師、成中英、劉述先等學者，成就是否超越牟先生？依我觀
之，學術本來就會不斷向前發展，新一代的學者站在前人的基礎上，
自然「後出轉精」，得以繼承前人的優點，並修正前人的錯誤。但是
在思想史上，一位思想家的地位高低，未必是依照他的成就，而是根
據他對後世的影響有多廣泛、多深遠而定。比如依照牟宗三先生的分
判，朱子的哲學造詣遠不如陽明，但是朱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卻未
必不如陽明。同樣地，林老師等人對牟先生的學說雖然做出許多修正
，但他們在歷史上的影響力，還沒有一個定論。而牟先生對學界的影
響之大，卻是有目共睹。所以若要評判林老師等人與牟先生在思想史
上的地位，恐怕尚嫌太早。至於牟先生與林老師等人的創造力誰高，
則要請森茂先對「創造力」一詞做個定義，這個問題才能被討論。
依我所知，新儒家對現代文化的走向，確實有些想法。其實這在
歷史上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無論哪個時代、哪個地方，都會有一些知
識分子，為未來的社會、政治、文化規劃藍圖。有些想法在現代看來
，還會被譏笑為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比如共產主義。而我認為與其去
批判他們的想法，不如嘗試去了解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他們為什麼
會提出這些主張？比如唐君毅先生認為現代應恢復三祭之禮，徐復觀
先生受其感召，在家中設立天地祖先牌位，但卻將牌位上的「天地君
親師」五字，改為「天地聖親師」。這中間所反映的時代精神，便是
一個饒富趣味的問題。總之，我認為「同情的理解」時代對他們的影
響，會比批判他們要來得有意義。如果只是不斷地批判，對學問的成
長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以上就是我對森茂一文的回應，與大家共勉之。
※ 原文見我的網誌 (http://www.wretch.cc/blog/YangWenli)，
森茂對〈泛論治療學〉一文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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