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靜之路

　　其實以「公／私」區別「義／利」這個問題，也正是我想問的，
這似乎是以「公／普遍性／群體／義」合併為一組觀念，「私／具體
性／個體／利」合併為另一組觀念，重視前者而輕視後者。儘管「食
色性也」也有普遍性，但這普遍只是生理結構上的普遍，不是儒家所
個體，只重視普遍而不重視具體呢？Ｓ大舉孟子的「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為例，這恰好是將義歸屬在個體上，不願
為了群體的利益而犧牲個體。如果從「大體／小體」的區別來看，義
的根源是人先天內在的道德價值感，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四端之心」
。利則是出自耳目口鼻等感官，是生理的自然。人活在這世界上，總
要從事吃飯穿衣等生存活動，使物質生活不至於匱乏，我想孟子也不
至於反對這一點。孟子所要反對的，應該是如Ｓ大所說，在義與利兩
者衝突的時候，優先考量生理本能而非道德價值，比如孟子見梁惠王
的那一段：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
　　　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
　　　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
　　　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
　　　　』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

　　孟子所要反對的並不是「利」這個概念，而是梁惠王的動機。如
Ｓ大所說，戰國時代很多國君是將國家當成私產，他要利於他的國，
不是為了大家好，只是為了增加自己的財產罷了。儘管國君在追求個
人利益的過程中，或多或少也會做出一些有利於人民的事，但出發點
顯然不是為了「仁義」，不是對人民有真正的惻隱之心。後來法家就
將「國君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完全等同起來，一切以追求最大
利益為標準。從梁惠王的問句中，孟子敏銳地察覺出他的出發點不是
道德，而是以追求利益為優先，即所謂「後義而先利」，這用心正是
孟子要強力批判的，而不是否定「利」的概念本身。孟子主張國君應
時時以義為念，在追求「仁義」的過程中，自然會有「利」的產生，
不必刻意求取。

　　至於孟子是否沒有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的觀念，我想也不盡然。
孟子書中也有談到具體的經濟政策，或如Ｓ大所說的「仁政王道」：

　　　五畝之宅，樹以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梁惠王上）

　　能夠滿足人民在「小體」上的需求，這當然是一種公共利益。追
求公共利益、追求群體的最大發展，這舉動並不算錯，但如果讓公共
利益危害道德價值，或者說公共利益的追求，不以道德為根本、為優
先的話，這就是孟子所反對的。反過來說，若能以道德價值為目標，
將公共利益當成實現道德的手段的話，基於上述前提追求公共利益，
不僅不會為孟子所反對，而且還是他所積極主張、十分讚許的。

　　回到一開始以「公／私」言「義／利」的問題。「公／普遍性／
群體」與「私／具體性／個體」是量的不同，「義／利」則是本質上
的差異，兩者不可混為一談。換句話說，重視「私／具體性／個體」
也有可能是「義」的，優先考量「公／普遍性／群體」，有時反而只
是落入利害的計算。勞思光先生說「義即理，有普遍性；利則只有特
殊性。特殊性不能作為價值規範之基礎……義利之辨亦即公私之別。
」這或許是繼承宋明理學而來的講法，但在先秦，由孟子平日的教學
及與學生的問答中，他所講的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普遍的原理原則，
而是思索處在各種情境、面對各種事件下的自己與他人，應當以什麼
樣的方式來實現道德價值？是在「具體」的情境下，在「個體」與「
個體」的對話中，指出人應當如何行動，而不是直接講一個抽象的理
。逕以「公/普遍性/群體」解釋義，以「私/具體性/個體」解釋利，
這樣的講法或許是可以再斟酌的。一點淺見，請大家指教。:)